来源：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4月2日发起的对全世界的关税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将战后八十年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成果摧毁殆尽。

这场关税战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关税战本身，背后的关键问题是，它是特朗普政府的目的还是手段？第二个层面是世界秩序的调整，即不可持续的“超级全球化”所累积的结构调整问题，将如何重塑全球贸易、货币金融秩序；第三个层面是全球文明的重构问题，涉及到人类多元文明以什么样的形态竞争、共存。

目前，人们似乎更关注于这场关税战的谁输谁赢，或者说 “谁先顶不住”这类的眼前问题，少有关注其背后的深意何在，对中国在外部环境发生剧变的条件下应该如何应对，却少有深层次的思考，或者来不及认真思考。换言之，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超级全球化”不可持续的前提下，借助这种环境形成的既有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应该如何调整、转型，以维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崛起（避免崛起中断），是我们应该严肃、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特朗普试图构建的世界新秩序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与这种新秩序的关系，以及怎样通过全面、深层次的改革，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

这场关税战，几乎超出了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料和想象力，因为它完全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这也意味着针对这场史诗般的全球博弈，必须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的分析，至少，也要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进行思考，任何单一学科的分析可能都是苍白无力的。这里，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特朗普究竟要做什么？二是他要怎么做？三是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第一个问题：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目标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特朗普看到了什么问题？

简单地说，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启、90年代和21世纪初达到高潮的“超级全球化”不可持续，即美国以财政赤字负债扩张内需、以贸易逆差方式为全球提供充分就业与更高水平经济均衡的道路，是不可持续的；二战后美国基于罗斯福全球多边主义理念和“冷战”的战略需求所构建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让美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了这种“外部均衡”不得不牺牲了诸多“内部均衡”，结果是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分裂，政治日愈极化，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的两度执政，正是这种“内部失衡”日趋严重的政治体现。所以，特朗普的简单、粗暴是表象，本质是他看到了美国所面临问题的关键所在：迄今为止，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构建的自己主导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在中国参与后的强大竞争面前，正在发生动摇。这个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正因为如此，即便四年或八年后特朗普下台，无论谁执政，都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战略目标不会变，变化的只是手段。

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看来，其发动关税战既有历史经验所据，也有理论逻辑所依。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方面，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关税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都超过80%，南北战争后虽开始下降，但到19世纪末该比重仍超过40%，1913年关税收入仍占联邦总收入的45%。由于1913年通过的《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确立了联邦所得税的合法性，美国成立了国税局，同年的《安得伍德关税法》降低了关税税率，所得税开始代替关税成为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税收入占比到1916年降至2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不到5%。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虽然提高了关税，但同期大萧条却使得贸易量锐减，实际上关税收入有所下降，随后的“罗斯福新政”扩大了消费税和社会保障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对于特朗普而言，所谓MAGA的内涵之一，就让美国恢复到19世纪美国崛起时代以关税作为联邦财政收入支柱的状态，这样既可以惩罚贸易伙伴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让它们吐出大量“侵占美国利益”的便宜，又可以快速弥补财政赤字、实施其对企业减税的承诺，并迫使外国资本直接投资于美国本土，振兴制造业。与此同时，16-17世纪西班牙帝国崩溃的历史教训，让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印象深刻。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输入的黄金多达200吨，白银更是多达18000吨。这笔外来财富至少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使得西班牙依靠输出货币成为纯消费国，高度依赖进口的“空心化”经济结构导致黄金白银大规模外流，促使荷兰、英国等敌对国家制成品产业大发展，国力日益强盛；二是为了支撑同法国、荷兰和英国的战争，西班牙被迫通过金融创新——以抵押未来财政收入的方式放债透支获取战争资源，但连年战争导致政府债台高筑，最终走向破产、衰落。西班牙帝国经济“空心化”、过度“金融化”的教训，让如今面临类似状况的美国格外焦虑，避免西班牙帝国衰落的命运成为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高度共识。

另一方面，就近期经验来看，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认为，第一届特朗普政府2018-2019年间对中国加征关税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却被中国通过大规模的转口贸易破解，因而必须全面修补“漏洞”。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数据，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了17.9%关税后，核心CPI涨幅微弱，仅为-0.3-0.6%，并未引发显著的通货膨胀。然而，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却促进中国转口贸易大发展，2017年至2019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虽略有下降（下降了约300亿美元，下降幅度不到10%），但同期它对越南、墨西哥等国的贸易逆差却分别增长了45%和23%，结果并未改善贸易失衡，且制造业外流仍在加剧，就业增长微弱。这也正是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越南、墨西哥、柬埔寨等国施加高额关税的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讲，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全面否定新自由主义及其主导的“超级全球化”，重新回归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即实现国家管理的“有限且可控的全球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引领下，美国经济日益高度金融化，同时跨国公司外包业务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在所谓“历史的终结”口号及其观念的鼓舞下，全球化无论在内涵还是范围上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展。在内涵上，GATT框架下以工业制成品为核心的自由贸易规则，被WTO框架下贸易规则扩张所取代，诸如服务业、农业、补贴、知识产权、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标准等此前被视为国内政策的规则，已经成为WTO的全球贸易规则；同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被禁止的私人资本流动全面放开，国际金融机构将其监管规则、标准推向全球，直至监管成员国国内银行等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等微观指标，部分欧盟成员走的更远，率先控制彼此间的汇率波动，最终采用了单一货币。在全球化的适用对象上，原本主要以工业化国家为主的贸易自由化扩展到几乎所有国家，贸易自由化所依托的价值观、政治体制及其国家经济政策体系日益多元。人们把这种全球化称为“超级全球化”，它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协议》签署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达到高潮。

然而，这场“超级全球化”盛宴却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归纳起来，它至少面临着三个悖论：第一个悖论，它虽然总体上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趋于缩小，但却使得各国尤其是其主要推动者美国的国内收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民粹主义正是对这种“超级全球化”的社会政治反应（动）。第二个悖论，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全面扩大。一般而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利益同国家利益往往是一致的，但全球化改变了两者之间原本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谋求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把大量的企业利润留置在东道国，使得相对于国际资本流动性更弱的劳动者的就业发生大规模转移，实际上资本输出国的贸易逆差正是这种生产能力（就业机会）转移的结果，其中最大的获益者是金融资本和跨国外包的产业资本，普通的传统产业劳动者不得不承受其成本和社会后果。第三个悖论，“超级全球化”的规则与各国不同的制度偏好之间的矛盾、冲突日愈难以调和。一方面，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尤其是“铁锈地带”失业加剧，导致美国社会分裂日趋严重，政治精英将原本主要由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产业海外转移引发的失业问题，转向所谓的“分配正义”和“社会倾销”问题，即将因生产率低下导致的低工资情况同依靠忽视、侵犯劳工权力来降低成本的情况区分开来，强调后者因规则差异导致的“不公平竞争”是美国国内失业日益严重的根源，这也是特朗普政府追求“公平贸易”的重要内涵。另一方面，丹尼·罗德里克的全球化“三重困境”对特朗普政府及其成员影响很大，即“超级全球化”、民主和国家主权不可能同时兼得，三者最多得其二。实际上，罗德里克的这个全球化“不可能三角”源于卡尔·波兰尼的“市场脱嵌”理论，即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嵌含在社会当中，无法脱嵌，因为生产是广义经济体的一部分，而经济体又是更为广义的社会体的一部分，市场并非是终极目标，而是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因而在罗德里克看来，应当将全球化及其发展置于新的政治现实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将自由民主的要求摆在重要位置，换言之，就是将社会民主的需求置于国际贸易、投资的需求之上，避免市场“脱嵌”，以此实现并维持开放的全球经济，追求“可控的全球化”。

显然，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世界第一消费大国，都面临着严重的、难以持续的结构性问题，这不仅体现在两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具体数据上，仅从双方都试图转变成对方的样子这点来看，全球失衡问题也是不可持续的。

4月下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副总统万斯分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发言，所透露出的信息格外重要，基本上可以勾画出美国发动此次关税战的基本战略意图。

斯科特·贝森特4月下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春季年会期间的发言，有几点内容值得关注：一是IMF、世界银行（WB）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首先就是恢复全球货币体系，两者必须展现出“清晰的领导力”；二是特朗普政府强调的“美国优先”不等于美国单干，更不意味着美国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后退，相反，美国必须强化在这两个机构中的领导力；三是全球失衡在贸易领域表现的非常明显，美国面临的巨大、持续的贸易逆差是不公平贸易体系的结果，空心化、制造业衰退等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要问题，全球贸易失衡对美国来说不可持续，对其他经济体而言同样不可持续；四是中国尤其需要“再平衡”，中国需要改变，美国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再平衡”，因为美国自己也需要“再平衡”；五是全球经济关系应该反映安全伙伴关系，只有安全伙伴之间才能进行真正的互利贸易；六是关于IMF、WB改革，指出 IMF遭受了“使命偏离的困扰”，偏离了促进全球货币合作和金融稳定的轨道，把大量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气候变化、性别和社会问题上，这些做法挤占了原本应投入到宏观经济稳定、协调方面的大量工作，而WB则必须中止对那些早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的贷款，应为那些早就达到“毕业标准”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设定时间表，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做发展中国家来对待是荒谬的，等等。

相较于贝森特聚焦于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机构的发言，副总统万斯4月23日在印度斋浦尔（Jaipur）的发言更具全局性和战略性，基本上勾勒出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外关系的战略框架。核心内容是，美国不是在搞“孤立主义”，而是要构建“基于价值观信任的、有选择的”全球化，只有那些具有相同价值观的贸易伙伴、尊重劳工权益的国际伙伴——它们不是为增加出口而压低工资，而是珍视劳动者的付出——才能同美国一道共建基于公平和共同利益的贸易合作关系，这个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可以实现三个“真正”，即“真正的均衡”“真正的开放”和“真正的稳定与公平”。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万斯这个讲话前不久的 4月7日，越南针对中国经越南对美国的转口贸易开始实施史上最为严格的原产地监管新规：启用商品穿透式追踪系统，即便是一颗小螺丝钉从中国进口、在越南组装成手机后出口到美国，该系统也会自动标记整条供应链，并将相关数据同步给美国海关。同时，该新规要求产品的本地增值比例从30%提升至40%，个别产业如电子、纺织等甚至要求达到50%以上，而且要求企业“自证清白”：采购发票、工厂生产线录像、人工费用等资料至少保留三年，以备随时接受抽检；企业一旦被抽查，必须在48小时内备齐所有证据链材料；倘若被查到造假，将受到相当货值50%以上的罚款，甚至没收货物，即便产品已经进入美国，也会按照最高关税额度罚款。

显然，如果我们把贝森特、万斯的讲话与美国政府全面围堵中国转口贸易的行动结合起来，不难发现，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已经从上一届执政时期只讲利益的交易原则，转变为将民主党“价值观联盟”理念融入其中的综合战略原则，展现出其试图构建的“有限且可控的全球化”的核心框架：“价值观共识+制度兼容+产业链认证”。这将成为美国试图构建的全球贸易、投资和货币体系的根基。

不难看出，特朗普所要的不是一场普通的交易。千万别错看他，更不要小看他。他所图谋的是一场新的全球化规则的重塑。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有三个：（1）解决财政赤字、消除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增加就业；（2）改WTO的多边规则为有限制的、可控的多边规则甚至是单边规则，将IMF、WB塑造成继续维系美元霸权的工具；（3）孤立、围堵中国，所谓“有限且可控的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谋求构建新的“去中国化”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多年来我一直强调的那样，美国不是在搞什么“逆全球化”，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全球化”，而是要搞新的排除中国的新一轮所谓“更高规则、制度水准”的全球化。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关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共识早已不再，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什么“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分裂”。

第二个问题：特朗普政府下一步将要做什么？

贝森特特别是万斯的讲话，透露出特朗普的总体战略举措。这里，我主要聚焦于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分析特朗普政府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因为关税或贸易的背后，是更为复杂和关键的货币金融问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文明，主要建立在以下四个制度（世界秩序）基础之上：一是“冷战”格局下的安全均衡；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美元-各国货币“双挂钩”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三是以美国自主让渡利益的“不公平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为的是团结盟友并促进其经济恢复和增长，维护“冷战”同盟与安全均势；四是自由民主体制下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发展及其扩张，促使日本、联邦德国等“原来的敌人”实现了战后经济恢复、繁荣和经济增长，带动世界经济进入战后“黄金时代”。

在上述这些制度基础中，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后来的美元体系最具关键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崩溃，同样是如今这场大变局的重要背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及随后美元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和跨国公司海外产业转移（全球产业链塑造）所形成的“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前者货币为储备货币且金融市场发达，后者货币不是储备货币故需要靠出口赚取国际储备货币，且金融市场发展落后）这种貌似完美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逻辑，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或者说，美元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前提，就是全球经济失衡，即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必须为全球“贸易国家”提供最终商品市场，这种市场提供在压低其国内消费价格的同时，“贸易国家”将赚取的大量商品美元以投资美国各种金融商品（国债、公司债、股票等）的形式流入美国，压低市场利率、弥补贸易赤字。这种用资本项目黑字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国际收支结构依然无法填补贸易逆差，且形成了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长期交织的“双赤字”局面。

战后美国由制造业强国向金融国家的转变，是美国主导经济思想、逻辑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则是不一致的，并时常发生矛盾和冲突。包括日本、联邦德国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虽然采用的是市场经济规则，但相较而言它们是保持本国特色的凯恩斯主义式的市场秩序扩张，注重在市场秩序扩张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保护。主要发达国家之间这种市场秩序扩张及其规则的不均衡（对称），也是导致上世纪80年代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根源。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元体系下金融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逻辑矛盾亦日益明显。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卡尔·波兰尼便洞察到，均势并不能确保和平，和平是由国际金融来达成的；国际金融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最复杂制度的核心。后来，罗伯特·吉尔平发现，每一种国际货币体系都有赖于特定的政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美元体系，在面临后发大国快速崛起、竞争激烈的条件下，同样不可持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如日中天的“超级全球化”，很可能是人类历史的“短暂一瞬”。

从这个视角来看，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不过是其试图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第一弹”，尽管它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但不过是其向对手施压的手段和杠杆，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其对全球贸易体系的重塑，还有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因为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国内，征收高额关税必将触及到货币金融领域的诸多问题，并将受到它们不同程度的反噬。事实上，对特朗普关税战的最主要制约，不是与其他大国的博弈，而是美国资本市场和美联储货币政策选择，因为特朗普征收高关税的金融阻力很大，甚至会越来越大。一方面，高关税政策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虽然对美国通货膨胀的最终发展程度有不同预测，但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下去并徘徊在高位，必将对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选民的耐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4月2日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后，美股、美汇、美债“三市共杀”，尤其是美债暴跌，足以显示出市场用脚投票的巨大压力。美债收益率在特朗普宣布加增所谓“对等关税”后的一周时间里飙升50个基点，达到了4.49%，上一次出现类似单周涨幅还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时。这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财政安全造成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高额关税倘若长期持续，甚至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美债价格下跌导致收益率上扬，加大利率上升压力，加重政府利息支出负担，加征关税在短期内增加的那部分财政收入，很可能被金融市场因素导致的政府财政支出增加所吞噬，如果政府需要发行更多新债来补充财政亏空，那么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成本……。因此，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政策，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国内，都会遭到货币金融问题的掣肘，他将如何应对、解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其实，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在这场关税战中之所以敢于与美国“对着干”，很大程度上源于特朗普政府短期内难以顶得住国内诸多压力的判断，因为时间不再特朗普一边——两年一度的中期选举、四年一度的大选都会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焦虑和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贸易的背后是金融。特朗普执政团队试图重塑的不只是全球贸易体系，还有国际货币体系，因为无论如何，特朗普在第一次执政和再度执政后挥舞关税大棒的底气，就在于美元体系所具有的“软实力”和美国安全领域的“硬实力”，而且其关税战能否顺利实施，也受到货币金融问题的约束，如何解决贸易失衡与货币金融失衡之间的政策冲突，是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紧迫课题。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应对，以及美国资本市场的反应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选择，都将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重塑国际货币体系。

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作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于2024年11月发表了《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以下简称米兰报告）。对此，我应《中国外汇》杂志之邀前不久发表了题为《鱼与熊掌能否兼得：米兰“新美元体系构想”述评》的文章。在此，简要介绍一下核心观点。

虽然“米兰报告”标题是“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但其理论探讨与政策主张却集中在货币金融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勾画出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战略构想：

第一，高度关注特朗普政府在以美国利益为核心重振制造业、实现与其他国家“更加公平竞争”地位的过程中，贸易失衡与货币金融失衡之间的政策矛盾及其协调，试图在以高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辅以货币贬值来抵消高关税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等不利影响。

第二，试图通过单边或“有限多边”的政策协调，在维护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同时，形成一个“新美元体系”，该体系相较于既有美元体系有两个主要的不同：一是美国不仅要做世界上最主要的市场提供者，同时也要做世界上最主要的制造业生产能力提供者，改变现有的以资本项目顺差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且仍有大量赤字的国际收支结构；二是公开将安全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紧密联系起来，强迫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盟国支撑美元霸权。

第三，公开要求贸易对象国尤其是盟国分担美国在全球贸易、金融和安全领域中的成本，并以贸易成本（征收高额关税）、金融成本（短期国债长期化）和安全成本（保护伞提供或撤出）构成一个互为支撑的“成本转嫁体系”，胁迫贸易伙伴国、美国国债持有国及其盟国进入到该体系当中，籍以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性权力”——集美元的安全优势、金融优势为一体的“新美元体系”。

第四，以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将中国置于要么合作（制造业投资美国、支撑美元）、要么因关税压力等陷于所谓经济动荡的境地，而且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试图迫使其盟友和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离间它们同中国的经济交流及其深化发展，孤立中国。

该报告重点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在试图以高额关税开启振兴美国制造业的前提下，如何破解贸易失衡与货币金融失衡之间的政策冲突，让高关税的“鱼”与美元币值调整（贬值）的“熊掌”能够兼得。再一个就是解决既要维护美元体系的权力优势又要避免美元贬值可能导致的美元信用损害的矛盾。“米兰报告”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美国之所以出现巨额经常账户逆差，不是因为进口太多，而是因为它必须出口美国国债——通过资本项目顺差弥补经常账户逆差，同时以此为全球提供储备资产，故强调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元”，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破解美元长期高估和非对称的贸易条件。

为缓解贸易均衡与金融均衡之间的政策冲突，米兰报告给出的政策选项主要有两个：一是将关税作为“谈判工具”，在改善贸易条件的同时，可以将其作为撬动对手被迫在金融领域臣服的“杠杆”；二是将货币金融问题与安全问题直接挂钩，利用美国的安全优势迫使对手进入其构建的“新美元体系”。“米兰报告”的一个目的在于，担心在货币金融问题上是“门外汉”的特朗普将提高关税作为其内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因而提醒特朗普政府不应将关税作为目的，而是应将其作为迫使对手支撑美国制造业恢复竞争力和维系美元体系持续运行的手段。该报告赋予高关税以双重效用目标：一是作为一种“谈判工具”，既可以向对手进行一次性施压也可以采取逐步、持续性施压的策略，迫使对手去做其原本不愿去做的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二是作为一项综合性政策组合，米兰特别建议特朗普政府应该将双边贸易协议（关税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安全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如此，关税措施不仅可以作为一种谈判工具，还可以作为撬动对手做出趋向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政策选择的“杠杆”，迫使它们——无论盟友、贸易伙伴抑或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分担美国全球战略的成本。而且，关税政策不仅会起到“施压”效果，也可以发挥“激励”功能，即对那些按照美国政府意愿行事的对象可以采取延缓实施、降低或取消关税的举措，以诱使、鼓励对手乐意遵从美国的战略意愿。

该报告特别关注对中国实施高关税的政策措施，试图借此发挥“胁迫”与“撬动”的功能。在它看来，一方面，对中国进口商品采取高关税措施可以引发中国货币当局的汇率调整（贬值），触发市场（如股票市场）波动；另一方面，通过高关税——米兰暗示，美国将围绕中国构建一个全球性关税壁垒——压制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最终目标是迫使中国采取更加合作的立场，撬动其增加对美国的制造业投资，并继续持有美国国债，支撑美元体系。

关于“新美元体系”，报告设计了一个以关税为“杠杆”撬动其他主要经济体进入其设定的货币谈判进程的“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框架。其支柱有二：首先，为了避免现今美元体系下短期国债市场波动的不利影响，将“国债出口”期限长期化——发行“世纪债”——以确保更低的市场利率，有利于债务融资可持续，同时由于美元储备持有者的持有量减少，将有助于其本币升值（美元贬值）；其次，是将安全伞同国际货币体系联系起来，辅之以利用美联储“全球中央银行”地位，以危机时向对方提供掉期额度、充足的短期美元流动性保证等激励举措，对冲持有长期“世纪债券”的风险，构建一个以“安全区”为核心范围的“新美元体系”。该体系的具体内容有三个：一是将安全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使那些处在其中的国家必须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为其融资；二是将安全区作为一种资本产品，使美国国债期限长期化，主张其最佳融资方式是发行“世纪债”，而不是短期国债；三是将安全区设定硬性的约束条件即所谓“铁丝网”，其参与国除非把短期国债置换成长期国债，否则美国将使用高关税将其拒之门外。

为实现“新美元体系”构想，“米兰报告”特别强调美国政府可以在“单边货币方案”与“多边货币方案”之间做出选择。前者主要是征收“储备税”，即对外国官方持有的美国国债征收使用费，如扣留一部分利息支付（征收利息税）。为避免这种征税措施引发大规模储备抛售风险，报告建议采取两个对外政策步骤：一是循序渐进，逐步实施；二是如同关税一样，对不同国家区别对待。米兰提出此项政策的背景在于，现阶段大部分美元储备掌握在东亚、中东等地区各国手中，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复杂微妙，因而有必要通过征收“储备税”的方式迫使它们将持有的美元储备长期化。为此，报告认为美国应该先实施加征关税、而后利用货币工具的政策手段，如此既能够充分发挥关税作为谈判工具的效果，也可以以削减、取消关税等作为激励措施诱使他国与美国达成货币协定。关于“多边货币方案”，米兰报告着墨不多，在指出它将使得美元汇率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同时降低而非彼此逆向运动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多国协调的复杂和困难，认为美国政府应公开采用“大棒”（关税）加“胡萝卜”（安全保护）的政策组合。

总之，这个“新美元体系”的核心目标，是在实施高关税、美元贬值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增加就业的同时，既要抵消由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又要确保美元既有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这样一种将贸易、货币和安全三位一体组合起来的成本转嫁与分担战略，可谓一石多鸟。然而问题在于，货币问题远比贸易问题更加复杂，具有更为丰富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内涵。倘若特朗普政府果真如此操作，将对现行的美元体系造成巨大伤害，进而对全球经济体系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首先，美国不再仅仅作为全球最终商品的市场提供者，以资本项目顺差（出口美国国债）弥补经常项目逆差，而是要作为强大的全球高端制造业的产品提供者，争取贸易平衡乃至盈余与资本项目顺差并存。且不论这种国际收支政策构想能否真正实现，它对现行全球经济体系的冲击将是巨大的。一方面，它意味着当今世界主要制造业大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其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困境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负效应；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板块化将从趋势变为现实，并对全球贸易、投资和货币金融体系产生重大的重塑效应。

其次，所谓的“新美元体系”把美元的未来与安全伞绑定，将产生明显的“安全锁定”效应。一方面，只有那些强烈需要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和地区才愿意或能够进入美元体系，不啻为美元国际货币权力的行使人为设定了一道“铁丝网”，使那些不愿意或不需要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着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的高度不安全性，甚至不得不脱离美元体系，寻找其他替代品。另一方面，将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与国家安全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做法，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就已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便通过种种货币外交行动，确保联邦德国等主要盟国用经常账户盈余购买美国国债，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只不过，那时的类似政策行动属于暗箱操作，而非刻意公开的政策选项。更重要的是，新一届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一个政策难点，即汇率政策不同于贸易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对该政策的行政干预不仅难以取得像贸易政策那样的效果，而且极易破坏、降低以美元标价资产的国际吸引力（信用），导致资本流入受阻，资本外流增多，使得美元体系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遭到破坏，进而导致通货膨胀率飙升。

最后，美国国债出口的长期化将大大侵蚀、弱化美国国债市场作为全球无风险资产之锚的地位及其功能，不仅会导致全球流动性严重不足，更将影响美元计价资产的流动性，进而对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造成巨大损害。要知道，维持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是美元体系、也是美国霸权的核心利益所在。

迄今为止，美元及其标价的资产之所以无法被替代，关键就在于美国拥有发达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兼具安全性、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如果特朗普政府果真按照“米兰报告”的方向构建所谓的“新美元体系”，将对现行美元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一方面，将短期债务换成长期债务，会影响美元体系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以是否接受美国安全保护作为融入该体系条件，无疑将会加速“去美元化”进程。两者都将使美国长期以来积累的美元国际信誉遭到巨大伤害。迫在眉睫的是资金流入问题。一旦国际资金质疑美国金融资产的安全，将会寻求更为安全、优质的投资场所。

基于“米兰报告”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力不亚于上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冲击”，两者同样是严重的“违约行动”。只不过这次冲击的对象不再是具有严格纪律约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是相对更具灵活性的美元体系。这种调整很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甚至导致更加激烈的去美元化行动，加速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区域化——美元、欧元个人民币三大货币区——的方向发展。

当然，拟议中的“海湖庄园协议”构想，究竟能给美元体系带来多大程度的损害，尚需理性观察。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典型的“层级系统”，即便其中的“顶级货币”出现问题，也不意味着它会迅速衰落。货币史表明，国际货币的衰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就最近一次国际货币更替而言，虽然美国GDP早在1890年就超过英国，但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元才真正替代英镑成为顶级国际货币，期间更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等对英国经济的摧毁和损害，使得英国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且越陷越深。如今，虽然特朗普的各种折腾使得国际资本对美元信用的担忧急剧上升，有可能使得美元体系的“商品美元还流机制”受到损害，但“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特别是“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相关概念参见李晓著《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第二章“美国凭什么称霸世界”，或李晓：《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与权利——中美贸易争端的货币金融背景及其思考》，载《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短期内却难以受到伤害；相当长时期以来，美国对外长短期负债的80%以上都是以自己发行的美元计价的，可以这样说，只有当美国不得不以类似的比重以外币计价自身的债务时，可以说美元是真的衰落了，否则，轻言美元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只要美国金融市场的法治环境、规则和制度体系不遭到破坏、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能够持续扩张（无法被替代），美国科技创新的能力（外资流入动力）未被受到伤害，其资本流入和调配全球资源的能力便无法被取代。要知道，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顶级货币地位与其他次级货币地位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顶级货币地位的衰落不等于其他货币地位的自动提升，即便美国出现“信用赤字”，也不意味着其他大国拥有“信用盈余”（近期黄金价格暴涨的原因正在于此），无论是欧元还是人民币，处于第二、第三层级的货币如何实现金融市场深化发展，是大国货币竞争的核心所在。

值得关注的是，“米兰报告”所关注的货币贬值问题正在成为现实。近期国际资本因关税战引发的恐慌而流入其他资本市场、导致非美货币升值的现象，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有关美元进入新一轮贬值（收割）周期的话题再度趋热。透过现象看本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向全球同时发动关税战的目的，绝非弥补财政赤字、追求所谓“公平贸易”那样简单，其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套组合拳：利用高额关税引发的贸易战恐慌和金融市场动荡，通过资本外流既可以迫使美联储降息，又将诱导美元贬值，迎合特朗普政府减少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稳定就业的目标，同时迫使其主要贸易伙伴货币升值，给予其贸易、汇率两个方面的压力。因此，特朗普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简单、粗暴，“米兰报告”也绝非一纸空谈。

第三个问题：中国怎样应对？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在应对特朗普政府关税战的过程中应尽力避免三个战略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将特朗普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尤其全球产业链韧性而同中国谈判的行为，误解为“最终胜利”。要知道，抛开金融体系掣肘等具体制约，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在总体上面临着三个“韧性“的挑战，即美国民主制度、全球产业链和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及其改革前景。特朗普政府迟早要不得不同中国谈判，这是多种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软脱钩”行动，不意味着美国改变了同中国进行“硬脱钩”、构建“去中国化”的全球化的战略构想。

第二个误区，是拘泥于“谁先打电话”或如何打赢关税战之类的战术性问题，忽视更加宏大、长远的战略问题。中国应抱着对自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的立场，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思考应如何促进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包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双边、多边谈判，共同努力避免全球贸易体系崩溃。切莫用五千年文明藐视两百年文明的姿态来应对自己与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的博弈。要知道，工业革命及其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是在没有中国直接、主动参与的情况下实现的，二战后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和繁荣，也是在没有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原计划经济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实现的，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历史经验证明，新的更加公正、更加协调和更加稳定的全球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构建，是主要大国间通过反反复复的打打谈谈促成的。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全球化高潮，正是由中美两国合力、分工推动的，因而按照正常的逻辑，“超级全球化”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同样需要两国共同努力。这不仅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有利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轨道上继续前进，内外合力，促进自身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转变，更有利于避免“全球化分裂”或者被孤立的命运。

第三个误区，是被类似“金德尔伯格陷阱”这样的虚幻概念所迷惑，目前的中国远未到上世纪30年代美国有能力全面挑战大英帝国而刻意不为的地步，更不能因为特朗普正在搅乱世界秩序，就认为我们可以借机与其一争高下，甚至替代其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相反，我们应当认真分析近500年来每一次国际格局秩序崩塌时期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稳住阵脚，保持定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如前所述，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核心问题，在于他发现“超级全球化”不可持续、且对美国日愈不利，面对中国作为异质文明的强势崛起和竞争，宜早不宜迟，需要快刀斩乱麻。实事求是地讲，“超级全球化”对于中国而言同样不可持续：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以“双循环”为中心或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

总体而言，这场“超级全球化”的不可持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规模上看，中美两国在全球产能供给与需求的规模上均存在巨大的缺口。两国的全球GDP占比、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和消费占比分别为：中国19%、32%和12%，美国24%、15%和29%，中国的制造业产出高于消费10个百分点，而美国的消费高于产出14个百分点。由于中美两国统计口径不同，双方统计的各自对对方的贸易差额占其对外贸易差额的比重不一： 2024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对全球贸易顺差的比重为36.39%（中国海关统计），而美国对华贸易差额占其对外总差额的比重为28.69%（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该数据虽然同十年前相比已经显著下降，但依然相当可观。其次，双方的规则、制度冲突日趋激烈。不可否认，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超级全球化”始动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冷战”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战胜了貌似强大的苏联。如前所述，在一片洋洋自得的“历史终结”和自由放任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指导下，“超级全球化”粉墨登场。然而，这一过程却暗含着中美两国间巨大的规则与制度鸿沟。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两国间的规则、制度冲突日益显现、愈发剧烈。

在此，需要简要回顾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的形成背景。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第二波”全球化的产物（我将自大航海时代至工业革命、具体而言是1815年拿破仑战争为止的全球化称为“第一波”，此后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全球化“第二波”，将1945年以来的全球化视为“第三波”）。可以说，它们是在抵制19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孕育而生的。“第二波”全球化的核心制度之一，就是金本位制度。金本位制度要求各国经济政策服从于一个固定的黄金平价，并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有效运行，各国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为保证这个平价机制免遭破坏，不得不为了外部均衡而牺牲自己的内部均衡，进而丧失了政策自主性。于是，各国为了拥有更多的黄金储备走上了两条道路：对内采取重商主义政策，通过高关税壁垒减少进口，扩大出口，对外则通过建立、掠夺和相互争夺殖民地增强国力，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如凯恩斯在《合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批评的那样，《凡尔赛合约》作为战胜国压榨战败国的条约，不仅没有缓和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增进国际协调，反而增加了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最终，当1929年大危机来临之际，激烈的利益冲突使主要大国各不相让，1930年6月美国率先通过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随后英国、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贸易壁垒，分割世界市场，以致于1933年伦敦国际经济会议因无法达成国际协调而失败，其严重的政治后果，是失去国际市场的后发国家陷入深重经济危机，中产阶层破产，使得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势力快速崛起，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汲取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指导原则就是体系内各国需要拥有一定的自主政策空间。在此，凯恩斯主张限制私人资本流动的论点得到体现，为了避免私人资本自由流动破坏各国自主政策空间，布雷顿森林体系仅允许出于维系固定汇率制度稳定目的的官方资本流动。当然，凯恩斯为拯救资本主义所作出的更重要的贡献，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需要由国家来干预、调节和管理。

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产物，是在美元体系内地位的提升。中国加入WTO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在美国主导的“超级全球化”浪潮中，仍旧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而非“超级全球化”的规则参与全球化进程。换言之，中国并没有信奉“超级全球化”的“去国家化”理念，而是凭借着限制资本流动、保持自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原则，靠着延缓甚至拒绝某些“超级全球化”规则实现了自身崛起。显然，当中国经济实力尚处于弱小时，这些依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的行为是可以被容许的，但是当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崛起以致于引起美国高度警惕之时，这种规则、制度冲突难以避免，也同样不可持续。

面对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及其对全球规则的颠覆与重构，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全球化不会改变，所谓的“逆全球化”不是现实，美国政府的核心战略目标是重塑游戏规则，谋求“去中国化”的全球化，继续控制、主导世界，因而如何阻止“全球化分裂”，避免被孤立和崛起中断，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课题。

第二，“第三波全球化”已死，在这波全球化中崛起的“中国模式”必须调整、转变。实际上，自2018年以来因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中国在东南亚等区域层面上的产业拓展、贸易扩张，依旧是传统模式的延续，仍是以面向美国最终商品市场为目标的转口贸易为核心。现在，这条道路正在被堵死，难以持续。

第三，倘若中国利用这次大国冲突的历史机遇，通过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变革最终走向成功，未来全球贸易体系、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塑，将很大程度上将以中美两国为核心展开。这既取决于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也取决于彼此对对方未来国际地位及相互关系的判断与认知。

第四，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战略目标在短期内要“以打促谈”，因为时间在我们这边，短期内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治压力将会增大，同时我们要在国际社会施以“合纵破围”之策，争取、团结更多的中间力量，形成更多、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更为合作的立场，做出妥协和让步；中长期内，中国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积极进行结构调整、深化改革，走上一条开放的可持续崛起的道路。

首先，基于美国的战略图谋和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最优选择”是“合纵破围”，在坚决迎击美国关税大棒、坚持斗争的同时，努力争取与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达成更多共识，协调行动。短期内，关税谈判主要在中美两国间展开，但同时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美国同欧盟、日本等第三方之间的谈判进程，并争取同它们之间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协调，包括同有大量转口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协调；同时，从长远来看，中国应考虑与诸多第三方之间特别是主要经济体之间通过集体行动的逻辑，与美国达成宏观经济协调，避免全球贸易体系崩溃和被“去全球化”、可能陷于孤立的不利态势。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次优选择”，是走区域经济合作的道路，通过创造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区域宏观经济协调打破美国的封锁和“去中国化”图谋。

今年是“广场协议”签署40周年。实事求是地讲，与国外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对“广场协议”的研究存在着某种约定俗成的偏见：我们更多地是从美国压迫日本升值日元汇率、迫使其开放市场，最终导致日本经济“失去30年”的视角去研究它，很少有人将其视为当时日本出于避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打击、联合其他大国针对国际经济失衡所开展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广场协议”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为破解美国经济保护主义压力所采取的一次主动行动，而且是日本与德、法等主要经济体通过集体行动，在让本币升值、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扩张政策扩大内需的同时，也迫使美国做出削减财政赤字的承诺；“广场协议”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大国间的宏观经济协调避免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崩溃。实际上，中国从“广场协议”中获益匪浅，特别是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续存以及日元升值。

“广场协议”得以签署的前提有几个方面：一是主要发达国家在“冷战”背景下的战略共识；二是美日双方的贸易失衡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难以持续；三是里根总统与中曾根首相以及竹下登、宫泽喜一同詹姆斯·贝克之间，不论是政治家还是行政官僚之间都保持着政治信任关系，等等。因此表面来看，如今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背景与上世纪80年代大不相同，大国间成功开展全球宏观经济协调的概率同四十年前相比要低很多，但并非没有可能。一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及其相关政策措施，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有利于推动它们相互之间共同利益的产生；二是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正在颠覆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系统崩溃”的集体恐惧有利于主要大国间形成战略共识；三是在全球地缘、经济和安全因素交织的情况下，大国协调有利于“中间国家”缓解或摆脱“选边站队”的困境；四是全球产业链的韧性，中间产品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广泛发展，使得全球性宏观经济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机遇）增大；五是大国间开展全球宏观经济协调符合各自的长远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广场协议”的汇率协调之所以有效，关键不在于汇率调整（这只是手段），而是贸易失衡双边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契合：美国紧缩财政、宽货币，而日本宽财政、宽货币。说的直白些，就是美国缩减开支，减少进口，而日本通过财政、货币宽松政策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今天，这种政策协调的需求同样存在。因此，出于恢复全球宏观经济平衡的共同愿望，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能否在经历关税战之后（或者以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为起点），再次通过共同努力开展全球宏观经济协调，避免全球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动荡和崩溃，是值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高度重视并思考的课题。

中国对于“广场协议”的认知由于观察视角不同，更注重日本因本币升值而导致的“失去的三十年”的教训，故在很大程度上担心重蹈覆辙。然而实际上，导致日本经济“失去三十年”的直接原因是其自身累积的“泡沫经济”被刺破，而刺破泡沫经济的导火索是日本央行的操作不当，即在半年左右时间里连续五次上调利率；今天的中国，房地产泡沫等累积的压力正在被缓慢释放，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充足且有效，“双循环”“新质生产力”等新的增长动力持续发力，因而在警惕、汲取日本当年教训的基础上完全有条件、有能力避免重蹈日本经济当年的覆辙。一句话，如今的中国绝不是当年的日本。

事实上，对于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而言，通过与主要国家间谈判迫使对手通过汇率升值来压低美元汇率，以实现其制造业回流和竞争力提升的目标，至少是一个可能的选项。经验证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通过美元贬值阶段性地缓解国际收支逆差的状况，曾有过两次：一次是1971年8月“尼克松冲击”至1973年3月“史密森氏协议”失效之前的这段时期，美元兑黄金比价跌至74美元一盎司，贬值一倍以上，阶段性地改善了经常账户状况；再一次就是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署后，1989年9月至1988年4月，美元指数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贬值了36%、29%，也阶段性地改善了贸易收支。

大国博弈中的危机和机遇经常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如前所述，特朗普发动关税战必然要受到国内外金融因素的制约，且中国政府针对特朗普极度关税施压绝不退让的姿态，将迫使其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战术。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深谙极限施压、以打促谈的道理，中美之“打”“斗”不是为了彻底决裂，而是为了更好地谈判和解决问题，争取在未来的谈判中谋得更有利的地位。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博弈之后，不排除双方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相互协调，通过关税、汇率甚至彼此经济结构调整等相结合的途径走向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宏观经济协调。对于中国而言，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体现；对于美国而言，无论是同中国达成短期关税协议亦或是达成中长期的宏观经济协调，都将有利于增强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因此，未来中美之间能否达成新的全球宏观经济协调，是一个不应被排除的政策选项，值得双方高度关注。在前不久贝森特讲话的答记者问环节，他公开提出美国有同中国开展“大交易”的可能性，前提是中国认真考虑减少对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依赖，转向消费经济。中美两国间的这种战略契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应对特朗普关税战，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次优选择”，是走区域化的道路。一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多种区域合作倡议，尤其是“清迈倡议”签署后在区域宏观经济协调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如构建AMRO区域宏观经济协调机构等，已经让我们具备了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框架；另一方面，RCEP等区域多边贸易体系的构建，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区域利益共识，为更高层次的区域宏观经济协调奠定了基础。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重启，中日两国间的高层对话也日益频繁。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人民币区域化取得了长足发展，区域内人民币储备及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有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大货币区并存的方向发展。但无论如何，即便是世界经济走向板块化、区域化，全球宏观经济协调依然不可或缺。

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外部前提条件。一是具备区域政治领导力；二是要成为区域安全的稳定力量；三是拥有区域经济领导力。与此同时，还需要三个内部前提条件：一是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这是中国作为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源泉；二是最终商品市场供给，即必须通过内需扩张，部分替代美国成为区域内重要的商品市场供给者；三是通过金融深化发展，逐步接触资本流动限制，最终实现资本流动自由化。

总之，区域贸易、区域货币金融和区域安全体系的构建，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不可能有任何偏废，三者间相互支撑、相互拱卫，方能达成区域宏观经济协调的战略目标。

其次，基于第三波“超级全球化”不可持续，以及美国试图构建“去中国化”的新一轮全球化的图谋，最核心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对外，积极推进、落实制度型开放的战略目标；对内，致力于解决生产过剩、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市场的创新活力，稳定就业以及金融深化发展。这些举措不仅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崛起的关键，也是突破美国政府孤立、封杀的定力所在。

（1）制度型开放。前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之所以走的比较顺利、开放进程的可操作性较强并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它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开放，属于门槛式开放，制造业发展对制度条件的要求同现阶段中国的制度框架及其特征可以很好地契合。但是，新一轮开放是更高层次的开放进程，属于制度型开放，必将对中国的各项制度建设及其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制度型开放的范围从“规则”扩张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四大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制度型开放的框架；随后，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首次将“制度型开放”写进党代会报告，并强调将其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任务；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进一步提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自主开放”等政策措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深入发展。目前，作为中国下决心进行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中国正在积极申请加入CPTPP，从更为长远的利益来看，我们不应局限于当下同美国的关税战，而是将其作为通过全球经济宏观协调避免全球贸易和货币金融体系崩溃、进一步促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战略步骤。

（2）扩张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全力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针对扩大内需问题已经进行过很多探讨，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之间是高度关联的。一方面，过剩产能的表现除了某些产品的供给大于需求之外，主要还有两个方面：一是价格内卷，低价竞争无法实现价值提升，它拼的是成本，包括过低的工资水平、过长的劳动时间，导致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收入占比不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难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价格竞争对通缩影响巨大，通缩本质上是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结构性过剩、需求不足在货币领域的表现。其严重后果，就是企业未来市场盈利预期下降，投资减少，失业加剧；同时，中国产品输出导致全球越来越多的限制、抵制。鉴于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超出一国边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问题，其根本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全球宏观经济协调进程不仅可以倒逼中国深化改革，更可以破解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图谋。

（3）增强社会创新活力，提升经济效率。做法很简单：破除一切阻碍创新、效率提升的制度障碍，包括政府自身的改革调整，构建市场友好（顺应）型政府，核心是构建法治框架下的政府行为方式，从“政策主导型经济增长”转向“法治主导型经济增长”。如此，既可以避免政策朝令夕改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可以避免政策合成谬误所带来的市场波动，更能够为市场提供稳定的预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4）一切以创造、增加就业为核心。凯恩斯最著名的著作莫过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若要深入探究他对就业（失业）问题及其政策措施的关注，一定要去读他于1923年出版的那本《货币改革论》。凯恩斯最著名的两句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将死去”和“金本位制现在已经是一种野蛮制度的残余了”均出自这本书。凯恩斯反复强调，在经济不断下滑动时期“引起劳动者失业增加要比引起食利者失望更加糟糕……”其核心思想是，稳定币值才能促进就业、生产和贸易活动繁荣，而稳定币值的关键是稳定货币需求量而不是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在稳定货币需求量上大有可为。他将贸易、就业、稳定物价（政府监管信用创造）视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最为重要的三个目标。这也正是《货币改革论》被视为通往《通论》的重要起点的重要原因。

影响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居民和企业的市场预期。我们应该破除多年来以GDP为核心，通过GDP增长率拉动就业提升的传统观念。在这种观念下，重视宏观效应，忽视微观主体市场预期和活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应该从增强民营经济信心、预期入手，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市场经济则以民营经济活力、效率为主要引导力量，两者是共存共荣的关系。2022年至2023年，民营经济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接近60%，如2023年为58%，但2024年却下降至51%。民营经济长期以来在增加、稳定就业方面发挥着主力作用，民营经济投资下降必然会影响就业水平提升。4月30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将于5月20日正式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的信心将会增强，以往面临的政策波动风险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减少。总之，对于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而言，最关键的就是就业，国家的所有政策方针必须以稳定和增加就业为核心。

（5）大力促进金融深化发展。首先，让金融发展发挥支持内需扩张的作用。我们应该摆脱内需扩张只能通过一次性劳动分配、财政再分配政策等来实施的传统思维。在当今的信用货币时代，商业银行的贷款创造存款，资本市场的发达可以预支未来预期。换言之，信用可以将未来的受益兑现为货币，增加消费。信用弱化的市场，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都会有问题，国民的消费能力自然受到约束。金融发展落后还会阻碍企业融资能力的提升，阻滞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产能过剩、大规模出口同样是企业被迫向外融通资金的一种重要途径，更何况大批优质企业海外上市融资。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市场发展是创造内需的重要前提之一。另一方面，不能仅仅局限于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认识金融业的功能及其发展。在既往四十多年间传统制造业的赶超时期，金融业无疑是赋能、支撑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然而在科技创新、智能制造业大发展的时代，金融业更应发挥激励科学创新、支撑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引导作用。英国工业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金融革命（英格兰银行建立、国债和股票市场发展等），工业革命很难得以全面展开，如今美国硅谷的产生和发展同样得益于美国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发展的引导作用。

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同样应该是中国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结果。迄今为止，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主要是外向型发展，注重人民币在对外贸易计价、结算方面的地位提升，以及离岸市场的建设，然而实际上，一国货币国际化的主要动力是内生性的，即随着金融市场深化发展与开放，通过兼具安全性、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提供以本币计价的国际通用的金融商品与服务，且被国际市场认同、接受甚至锚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货币的国际化。

其次，中美博弈今后必将进入资本竞争时代。当今的中美两国，美国的难题在于国债收益率风险，出现债务期限利差缩小乃至倒挂，这基本上是个市场周期问题，而中国更多的是金融发展落后的结构性问题，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难以支撑长期可持续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上世纪70-80年代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抑制理论，被“超级全球化”时代制造业全球扩张的光环所湮灭。但金融抑制如今依然是所有新兴经济体的通病：近30年来，它们的金融市场虽然在规模上有所扩张，但在金融发展质量、金融治理水平如金融市场深度指数、市场准入指数和市场效率指数等方面均有所倒退。现阶段的中美贸易冲突、关税战不过是中美两国博弈的短暂一瞬，长期来看中美竞争的本质是资本配置效率的竞争，其背后是制度竞争而非简单的经济规模竞争。这场竞争的关键要素，就是资本市场的规模与效率。

近500年来大国崛起的经验证明，资本市场发达与否决定着崛起国家能否更加有效地利用本国和他国的资源，支撑自己的可持续崛起。那些仅仅利用自己的储备、储蓄的国家，由于资源约束与效率低下，均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最终导致崛起中断；而那些成功崛起的国家，如荷兰、英国和美国，无一不是凭借着金融创新、发达的金融市场利用别人的资源实现了经济可持续增长。